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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披露汪精卫卖国文字的《大公报》 |
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，1983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“近卫声明”，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。这时，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，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表示响应“近卫声明”，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。
《大公报》始终关注抗战的进程，对一切降日活动都予以揭露。在1939年3月间，高宗武受托汪精卫在东京活动，并公开与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签订了《汪平沼协定》。此外，《大公报》重庆版还揭露汪精卫要求日本每月津贴3百万元法币，作为建立卖国政府的开办费，另加2亿元法币贷款，拟建立一支汉奸军队。
汪精卫一步一步地加紧与日本人的联系，他指使高宗武、梅思平，代表他与日本代表影佐祯昭、今井武夫在上海进行密谈，并草签了卖国的《日华协议记录》，声称汪要脱离国民政府，成立亲日的“新政府”。汪精卫的行径，首先触怒了蒋介石。蒋不满意汪单独去和日方勾结，搞什么“和平运动”，而且准备成立的傀儡政府，也挂青天白日旗，也称国民政府。所以，当蒋听说汪伪组织即将登场之际，想抽它几根台柱，给汪拆台。因此，蒋介石一再给在香港的杜月笙带话，要他通过在上海的老关系，在这方面来一个“突破”，甚至不惜用许愿、重金等方法，收买汪的走卒。
杜月笙在上海的干将徐采丞，通过黄溯初得知高宗武、陶希圣有脱离汪逆之意，遂到香港向杜汇报。听罢，杜矍然而起，双手一拍，眉尺色舞的高声说：“采丞兄，这件事情关于抗战前途，国家大局，确实值得一试，你在香港住两天，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，我要去见蒋委员长，当面向他汇报。”1939年11月5日，杜自港飞赴重庆，在张群的联络下，他见到蒋介石。蒋面授机宜后，要求他从速返港，一切秘密进行。当时，杜感到十分振奋，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，兴冲冲地离开重庆回到香港。他又找到徐采丞，嘱咐急办两件事：第一，请黄溯初火速到香港，跟他面谈；第二，转告在上海的万墨林，只要高宗武说声走，便不惜一切代价，务必把他和他的家眷，平安无事的送到香港来。黄溯初果真到了香港，把高宗武的意思向杜月笙和盘托出了。杜又到重庆，再次向蒋介石当面汇报，临走时蒋还写了给高的亲笔信，托杜带去。杜月笙回到香港后，把蒋的亲笔信交给徐采丞，要他立即回上海面交高宗武。徐按照杜的指令，把事情办妥，高宗武答应把“密约”交给蒋介石。
那么，高、陶为什么要脱离汪精卫呢？据朱子家回忆：“高、陶之出走，绝非简单的所谓‘深明大义，幡然变计’。以高、陶的对于‘和运’，均以劳苦功高之开国元勋自命，对权位志不在小，那时对日的谈判虽方在开始，但政权成立后之重要人事，已拟有一个大概的轮廓。汪所内定的，是政权成立以后，陶除‘宣传部’外，兼任政府方面的‘宣传部长’，而陶则不愿任空洞的‘宣传部’，志在取得‘实业部’，但实业部汪曾面许由梅思平担任，已无可变更。至高宗武汪认为其资历不够，只能任‘外交部次长’，高则以为近卫三原则由其一手取来，且以后汪政权之外交，也不过着重在日本，外长一席，自非其莫属。但两人心中虽不满意，而又不敢与汪面争。‘壮志’未酬，渝方特工人员仍得乘其觖望之际，一经诱劝，自然很容易取得成功。
1940年1月4日，高宗武、陶希圣带着《要纲》秘密潜入香港。高、陶虽参与了日汪谈判，但他们是如何把极为机密的文件拿走的？据当时负责谈判收发文件的陈春圃回忆说：“我是负责分发和收回文件的，每次如此。记得有一天高宗武对我说他要带一份回家参考，一二天就送回来，我请示过汪精卫点头答应后才给他。过了两天后高没有送回，汪就命我往取。取回后谁也没有怀疑过他已加以摘录和摄影，后来在香港发表的自然就是这一份。
此时正在香港的《在公报》总经理胡政之、总编辑张季鸾通过朋友的“串联”，1940年1月21日得到了秘本《要纲》和有关资料，还收到了高宗武、陶希圣给《大公报》的亲笔信。
在得到这些极为机密的卖国文件后，胡政之、张季鸾马上把该报港馆经理金诚夫、编辑主任徐铸成叫到他们的住处，要金、徐立即把《要纲》内容抄下来，把原件拍照，并给重庆版总编辑王芸生拍电报，通报此事，安排报道事项。徐铸成作为当事人，他对当时的情景有这样的回忆：“大约在1940年1月过春节的时候，一天下午，他们两位（指胡政之和张季鸾）把我和港馆经理金诚夫接到胡的家里，张简单地说：‘我刚才得到一个极为机密的消息，陶希圣和高宗武已秘密到了香港，还带了一份日汪已经商订的密约。我从杜月笙手里讨来这份密约，答应晚饭前一定送还给他。他今晚要派专人送往重庆。铸成，你赶快先细细看一遍，就在这里写一篇揭斥敌汪阴谋的社评，你看完这密件后，即由诚夫抄录一份，以便和社评在明晨一起见报。’”
22日，《大公报》香港版在《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，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》、《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！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！从现在卖到将来，从物质卖到思想》的通栏正副标题下，独家刊登了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》（原件），另在第九、十两版整版刊登了日文原件照片，还发表题为《揭露亡国的“和平条件”》的社评。日汪签订的《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》中有这样的卖国文字：“日华两国政府须根据‘附录一’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调整国交；在新国交恢复以前，既成政府经办事项，目前加以继承，如情况许可时，再根据第一项原则加以调整；在事变继续进行中，须谅解由此而发生的特殊情况的存在。”在“附录一”中，汪精卫的卖国嘴脸和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的行径更加暴露无遗：“日、满、华三国，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下，以互为善邻、团结一致成为东洋和平的轴心为共同目标。因此，规定基本事项如下：①须确定以互惠为基础的日、满、华一般提携，特别是善邻友好、共同防共、经济提携的原则。②须确定华北和蒙疆是国防上经济上日华之间紧密的合作地带。③在长江下游地域，经济上须实现日华之间的紧密合作。④在华南沿岸特定岛屿，须实现军事上的紧密合作。”
这条独家新闻在香港和内地引起轰动，22日的《大公报》香港版不得不加印，还是销售一空。1月23日，《大公报》香港版还发表了陶希圣关于“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”的谈话，27日还刊登了陶希圣在日汪密谈时的笔录，对密约的出笼做了解释。在短短几天内，《大公报》香港版抓住日汪密约不放，连续发表社评，猛烈抨击。高宗武、陶希圣由汪精卫投向蒋介石，并揭露汪精卫的卖国行为，经《大公报》香港版的及时披露，轰动中外，被称为“高陶事件”。
这次汪精卫的卖国文字被揭露，《大公报》抢了“独家新闻”，高宗武此后在香港得到蒋介石奖励的5万元美金，并由蒋亲自批示给了“高其昌”的化名“官员护照”，得以出洋游历。他带着年轻的妻子赴美作了“寓公”。那时，5万元美金是一笔可观的数字。从此，他在美国隐姓埋名，不谈抗战以及蒋汪之事。这是他接受蒋介石5万元美金的交换交件。之后，蒋还不断给他美元，陈布雷曾于1942年5月28日致电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：“由贺主任耀祖名义汇上美金四千元，系委座发高宗武旅学费，即请转交高君，并复为荷。”而陶希圣呢？他事后到了重庆，蒋介石给以高官厚禄，参加由陈布雷主持的第二侍从室的工作，参与蒋的机密；陶还替蒋撰写了《中国之命运》的小册子，经陈布雷润色后发表。
（摘自《炎黄春秋》2005年第5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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